在1994年圖森意識研究會議上，大衛‧查爾默斯提出了一個劃分，自此之後，它一直主導著關於意識的整個討論。一方面是「容易的問題」：大腦如何處理信息、控制注意力、對自身狀態進行內部報告。這些問題很複雜，但原則上可以透過神經科學和計算科學的方法來解決。
另一方面是「困難的問題」：為什麼這些物理過程伴隨著主觀體驗、「這是什麼感覺」的內部感受？我們為什麼會有意識，而不僅僅是無意識的信息處理？三十年來，這個問題從一個地方性的哲學討論，演變成認知科學的核心謎團。但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哲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對其提出質疑，一個越來越令人信服的論點出現了：這個問題的表述本身就基於一個感知謬誤。
查爾默斯的論證似乎無懈可擊。即使我們完全解釋了任何心理現象的神經相關性——大腦如何追蹤物體、整合信息、產生語言——仍然會留下一個缺口：為什麼這對我來說有某種意義？為什麼紅色就是那種紅色？
殭屍論證和瑪麗房間的思維實驗加強了一種信念，即一個物理上相同的系統可能完全沒有意識。但批評者，從丹尼爾‧丹內特開始，指出了一個更微妙的問題：內省——本質上是不可靠的來源。大腦並非產生某種內在的戲劇表演，所有體驗都在一個中央觀察者面前上演。關於自身感受的報告來自於許多並行的處理過程，這些過程容易受到記憶失真、注意力錯誤和系統性錯覺的影響。
一群自稱為「幻覺主義者」的哲學家更進一步：qualia——那些據稱無法還原為物理學的質性體驗——根本不存在作為基本屬性。我們所說的番茄的紅色，不是一種特殊的魔法屬性，而是一束複雜的功能性操作：系統評估物體，產生對該評估的內部報告，該報告在全腦中變得全局可用。由於內省的不完美，我們似乎覺得，除了所有這些過程之外，還有一些額外的東西——某種難以捉摸的體驗品質。實際上，這只是自身過程的粗略失真反映。
基思‧弗蘭基什及其同僚，基於物理主義的邏輯，得出結論：如果qualia作為獨立屬性不存在，那麼「困難問題」就自行溶解了。剩下的只是工程問題——在機器中重現相同的功能，檢查必要的行為標記和腦活動。
反對查爾默斯論證的邏輯核心是「可設想性」的技巧：如果我們可以邏輯上無矛盾地設想一個殭屍（一個物理上相同但沒有主觀體驗的生物），那麼物理事實就不能導致現象事實。
反對者則以另一種方式回應：我們無法想像完全相同的東西，僅僅反映了我們目前對意識生理學理解的不完整，而不是世界與體驗之間的本質鴻溝。在經驗層面上，沒有任何工具——無論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還是後設認知測試——能夠直接衡量「內在感受」；所有數據始終只關乎神經相關性、行為和言語報告。
我們只能間接研究意識這一事實，可能並不意味著其本質上的超驗性，而僅僅是第三人稱觀察所固有的方法論限制。
想像一個複雜的傳送帶系統：每個站點都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信號在網絡中循環，結果被並行處理。沒有人會在機器運作之外尋找「額外的組織精神」。同樣，主觀體驗可能僅僅是系統自我描述的分布式計算的整合結果。當自我描述足夠詳細並變得對大腦中的許多過程可用時，就會產生一種幻覺：似乎有一個中央觀察者在「從內部」觀察一切。實際上，這只是一個系統對自身的、被錯誤解釋為超物理存在的證據的多層次報告。
對於人工智能和理論性超人類主義的研究來說，這種重新思考改變了優先事項。科學家們不必追求難以捉摸的「感受」並測試其存在，而是可以專注於真正的工程目標：重現相同的結構組織，並檢查必要的行為和腦活動標記。在臨床上，這可以避免當只有複雜的反射反應存在時，就給予昏迷患者深度潛在意識的誘惑。
一個機器或動物是否有意識的問題，不再是純粹的形而上學，而是成為一個具體的經驗和倫理計算：我們準備將哪些特定的綜合功能和哪些形式的自我反思視為意識的充分跡象？
放棄「困難問題」作為一個獨立實體，並非簡化理解，而是將其轉移到一個更紮實、更操作性的基礎上。研究人員不再從事關於意識為何可能存在的猜測，而是面臨著一個任務：精確定義和重現自我監控、信息整合和全局可用性的機制，理解大腦如何錯誤地將自身過程解釋為質性體驗。這使得關於意識本質的爭論，在哲學上不那麼絕望，在科學上更富有成果。
